明武宗南巡之爭

明武宗即位后，喜愛遊玩，寵信宦官奸臣，以劉瑾為首的“八虎”擾亂朝政。正德十年后，武宗又寵信江彬等人，朝廷大權旁落，外有蒙古达延汗侵邊，內有寧王朱宸濠意圖謀反。而武宗仍然在宣府建立行宮，并巡遊太原、榆林等地，耗費大量物資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正月，武宗返回順天府。同年三月，即下詔準備南巡。詔書頒佈之時，朝廷內外一時譁然^[1]。

狀元及第、時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領翰林院編修崔桐，庶吉士江暉、王廷陳、馬汝驥、曹嘉及汪應軫聯名上疏反對：

不久，兵部職方司武選郎中黃鞏、員外郎陸震隨後即聯名上疏勸阻：

員外郎陸震草擬奏疏將要勸諫，看到黃鞏的奏疏后讚歎不已，於是毀掉自己草稿，改為與黃鞏聯名疏奏。明武宗看後非常憤怒，將兩人關於詔獄，又在午門罰跪。眾人議論天子將要出行，黃鞏說：“如果天子真要出行，我必然牽著他的衣服以死相諫。”他連跪五天期滿后，仍然被關在獄中。過後二十多天，他受廷杖五十下，被貶為平民。江彬派人沿途刺殺黃鞏，因有治洪主事得知而事先將黃鞏藏起，從小道得以逃脫^[4]。

隨後，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夏良勝，與禮部主事萬潮、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聯名上疏：

此時，群臣的大量進諫開始，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、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隨後呈上。之後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、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等兩批奏疏又相繼呈上^[6]。

太醫院醫士徐鏊亦以藝術進諫：

各奏疏紛紛入宮，武宗與眾寵臣讀後紛紛大怒，遂命逮捕夏良勝、萬潮、陳九川、黃鞏、陸震、徐鏊入詔獄，而舒芬、張衍瑞等一百零七名大臣則在午門外罰跪，長達五日。而此時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，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，工部主事林大輅、何遵、蔣山卿連名上疏紛紛呈上。

武宗大怒，命周敘、余廷瓚、林大輅等人，與夏良勝等六人一同在闕下罰跪五日，并施加刑具。到晚上，仍然押回囚禁于獄中。諸位百官早晨罰跪，日暮收監，連貫成串如同重犯，在路途看到的人無不落淚。而朝中除了大學士楊廷和、戶部尚書石玠上疏論救外，沒有敢替他們說話的官員。士民感到氣憤，紛紛投石侮辱其他大臣。各大臣感到恐懼，入朝不等察看武宗臉色，就請下詔禁止言事的人，通政司於便拒絕不再接受奏疏^[8]。

當時，天空接連白天昏暗，禁菀南海子中水湧出四尺有餘，橋下七根鐵柱像斬斷一樣。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稱：“這是變亂的徵兆，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。”於是裸露上身，將刀子放於胸前，包裹數升土，手持進諫奏疏擋住皇帝車駕跪下大哭，隨即自己刺破胸膛，血流滿地。衛士奪過其刀，將他捆綁送入詔獄。問他裹土原因。他稱：“恐怕玷污了朝廷，灑土掩血罷了。”被下杖刑八十下，隨即身亡^[9]。

舒芬等一百零七人，在罰跪結束后，各施杖刑三十。因舒芬、張衍瑞、陸俸、姜龍、孫鳳為首倡的官員，被降職外調，其餘官員奪半年官俸。夏良勝、萬潮、陳九川、黃鞏、陸震、徐鏊、周敘、余廷瓚、林大輅各施杖刑五十，其餘三十人施杖刑四十。黃鞏、陸震、夏良勝、萬潮、陳九川被除名，其餘官員貶黜有差別。徐鏊被罰戍邊。雖然眾人受處罰，武宗此時卻不得不收回成命，不再出遊^[10][11]。

這次事件中，被施杖刑而身亡的官員有：刑部主事劉校、照磨劉珏、工部主事何遵、兵部員外郎陸震、大理寺評事林公黼、行人司司副余廷瓚、行人李紹賢、孟陽、詹軾、劉概、李惠^[12]。因杖刑后創傷而去世的官員有：禮部員外郎馮涇，驗封郎中王鑾，行人王瀚^[13]。

雖然此時平息，武宗仍欲南巡。同年六月，寧王朱宸濠叛亂，史稱“宸濠之乱”。雖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亂，武宗仍然隱瞞戰功，而自封“镇国公”身份以平亂之由，于同年八月開始南巡。武宗在返京途中，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，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去世。

明世宗繼位后，廢除大量武宗時期的政事弊病，此次南巡之爭的百官均恢復官職或得到升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