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黎朝

後黎朝由黎利於1428年建立。黎利出生於越南陳朝清化省，其家族為當地豪族。1407年，中國明朝南下消滅越南胡朝，併吞越南，郡縣其地，史稱「大虞與明戰爭」。但在安南屬明時期，中國官吏多貪污腐敗，使得越南反明衝突不斷^[5][6]。1418年，黎利在藍山起義反明，自稱「平定王」，黎利聽從少尉黎隻的建議，於1424年起先佔領越南中部地區，再佔領東都（今河內）。黎利於1427年（明宣宗宣德二年）在支棱昌江之戰大敗明軍，陣砍主將安遠侯柳升、副將保定伯梁銘(一說病死)、參將都督崔聚、兵部尚書李慶等，又俘虜工部尚書黃福，逼使成山侯王通私下議和棄城返回廣西，自此黎利成功將明朝逐出越南。

明朝放棄直接管轄越南，改封黎利於1426年所立之傀儡君主陳嵩為安南國王。黎利將明軍驅逐之後，便對陳嵩不利，陳嵩死因眾說紛紜，一說是遁逃時被朝廷所獲，便飲毒藥而死；一說是他「潛駕海船而卒」；一說是潛逃時被黎利令人追殺。1428年，黎利建立後黎朝，定都東京（今河內），并頒布《平吳大誥》。

黎利於1428至1433年在位。在位之初，明朝不承認其地位，要求立陳朝後裔為安南國王。1431年，黎利表明遍尋不著陳朝宗室後裔之後（或將他們全部屠殺），明宣宗妥協，封黎利為「權署安南國事」^[7]。黎利即位後，即大封追隨他藍山起義的功臣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體制。

黎利死後，其子黎元龍（1433至1442年在位）即位，是為黎太宗。當時黎太宗僅十歲，因此國事皆由黎察裁決。1438年，黎察因濫權而遭處決。黎太宗時期對國家禮制和科舉多有完善，史稱「典章文物，粲然大僃」，也是其統治時期後黎朝君主正式被明朝正名為「安南國王」。黎元龍的皇后本為楊氏賁，原有一子黎宜民被封為皇太子。楊氏賁被廢後，黎太宗改立黎邦基為皇太子，而黎宜民則被降為諒山王，埋下後來黎宜民發動兵變殺黎仁宗之因。黎太宗其人耽心酒色，1442年強迫侍奉阮薦的婢女阮氏路隨駕伺候，不久黎元龍意外以虐疾暴斃，阮薦家族亦遭牽連。

黎元龍死後，由其子黎邦基（1442至1459年在位）即位，是為黎仁宗。黎仁宗與其父一樣是年幼繼位，因此由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攝政，國政則由阮氏英及大臣鄭可（越南语：Trịnh Khả／鄭可^?）把持。黎仁宗在位初期，越南內部相對和平繁榮，史稱「十七年間天下太平，安居樂業」，同時後黎朝開始向占城擴張。大和九年(1451年)，宣慈太后阮氏英殺鄭可，但1453年仁宗親政時，便赦免了鄭可的罪名，並給其家人官田。仁宗名義上親政時只有十二歲，阮氏英仍掌大權。延寧六年(1459年)，諒山王黎宜民勾結都指揮黎得寧^[8]，發動兵變進入皇宮，殺死仁宗，太后阮氏英為免被擒獲或被叛軍所殺，使一僕人將自己殺。

諒山王黎宜民為仁宗之兄，於1459年發動兵變殺仁宗，即位為皇帝。不久，大臣阮熾、丁列殺黎宜民，改立太宗四子黎思誠為帝。黎宜民在位僅九個月（1459年至1460年）。

黎思誠（1460至1497年在位）是一個深受儒教影響的人，黎仁宗年間被封為平原王，後改封為嘉王。勛臣們廢立黎宜民後，便以「嘉王明睿雄略，非諸王比，人心咸屬，天意可知」，擁立黎思誠為帝，是為黎聖宗。黎聖宗即位後，以中國宋朝理學為樣本著手改變越南，改革了官制和行政區劃^[9]。此外，他認為政務應由有學問品德的人而非出身豪門的人來主掌，當時越南的科舉考試僅斷斷續續地舉行，為了使更多豪門之外的人入仕，聖宗重啟了科舉制度，定制為會試三年一科。聖宗也在各地進行普查，在各省廣設文廟以尊儒教，停止興建新的佛教、道教寺院，並限制僧侶購置新的田產。同時，黎聖宗又頒布了《洪德刑律》（1483年），并下令吳士連編寫的《大越史記全書》成為官方史書。聖宗本人也喜好詩書，在宮中闢有「九歌瓊苑」，常與文人唱和。聖宗擅長用喃字創作，也擅長漢文，本人也著有許多作品。

黎聖宗的治世是越南極盛的時期，史稱「四夷賓服，八極傾風，三十八年，天下安治」。後黎朝先後對外討伐了北方山夷、琉球海盜、哀牢、瀾滄以及占城等國^[10]。1469年，越南佔領盆蠻 (今老撾孟潘)，設鎮寧府。1471年，越南佔領占城的首都毘闍耶(Vijaya)，俘虜占城國王槃羅茶全（Bàn La Trà Toàn或Pau Kubah），占城人民大批向柬埔寨及馬六甲移民，自此占城北部阿摩羅波胝(Amaravati)及中部毘闍耶被越南佔領 (越南設為廣南承宣道)，越南在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讓軍人及農民耕種，進行屯田制，而占城僅剩南部賓童龍(Panduranga)保有部分獨立，成為越南的保護國。1477年，侵佔明朝云南納更山以南地區，設廣陵州。1479年，越南又攻打瀾滄王國（今寮國）。越南攻陷瀾滄首都琅勃拉邦，殺國王刀板雅，自此使得瀾滄向越南朝貢。黎聖宗征伐四克，志得意滿，甚至繼續向西征討了蘭納王國(今泰北地區)，但被擊敗損兵折將，加上在老撾的快速擴張使得後黎朝不勝重負，最終黎聖宗決定引兵回國。

黎聖宗死後，其子黎鏳即位，改元「景統」，在位時間為1497至1504年。憲宗為人仁慈溫和，存心圖治，屢行善政^[11]，政事照太祖及聖宗之例而無甚更張，但其於農業民政上特別關注^[12]，大修堤防水車以備水旱^[13]。憲宗在位期間越南處於太平時期。

憲宗死後，其子黎敬甫即位，是為黎肅宗。黎肅宗主政後展現出賢君形象^[14]，似乎他就要把黎聖宗、黎憲宗的事業發揚光大，但不料其在位僅六個月（1504年）便暴斃而亡。這一意外使得黎憲宗生前認為「不德」的皇子黎濬繼承皇位^[15]。

肅宗死後，肅宗之兄黎濬即位，是為威穆帝，在位時間為1505至1509年。威穆帝好酒色，行暴政，專用外戚^[16]，雄猜好殺，使得許多後黎朝宗親皆有反意^[17]。明朝使臣許天錫與威穆帝見面後，作詩以「安南四百運尤長，天意如何降鬼王」形容其人。威穆帝雇有一批侍衛保護自己，其中之一便是後來篡位建立莫朝的莫登庸，他與威穆帝非常親近，並升到了天武衛都指揮使之位，最終逐漸坐大。威穆帝的堂弟簡修公黎瀠原來被威穆帝關於獄中，後來賄賂守衛得以脫逃，隨後便與其他大臣一起舉兵推翻威穆帝。威穆帝的死因說法不一，大越史記全書所載說法有二，一說被黎瀠所俘後飲酖自殺，一說逃亡時被殺，明史外國傳二則說阮種逼黎濬自殺後立其弟阮伯勝為帝，黎廣誅阮伯勝，再立黎晭為帝。

簡修公黎瀠借大臣廢立威穆帝，是為襄翼帝，在位時間為1509至1516年。即位之初，襄翼帝銳意「恢太祖立極之圖，弘聖宗覿文之治」，不但開啓經筵，又頒治平寶範五十條於國內，敷敎愼罰，似乎要有所作為。但他在位不久後本性盡露，優游不斷^[18]，大興土木^[19]，史稱「更之築之，年年無窮」，頻繁的工程使得民眾困苦，士卒疲勞。襄翼帝更被明朝使臣潘希曾嘲以「貌美而身傾，性好淫，乃猪王也，亂亡不久矣」 。

洪順八年(1516)年，國中民變日益頻繁，襄翼帝先親征平定陳公寧等，又值陳暠造反，襄翼帝再次親征，不料被陳暠擊敗，官兵死傷慘重。大臣鄭惟㦃以往多次勸諫襄翼帝而被罰廷杖，心懷不滿，於是與黎廣度，程志森等人同謀廢立，領兵入宮在太學門弒殺襄翼帝^[20]。

鄭維㦃殺襄翼帝後，立黎光治為帝。僅三天，又立錦江王黎漴的長子黎椅為帝，改元「光紹」，是為黎昭宗。陳暠一度攻入首都，昭宗短暫出逃，鄭維㦃收復首都後，昭宗復位。之後，鄭維岱殺黎光治。昭宗在位的時期，權臣互鬥，政非己出，一派為莫登庸，另一派則是鄭氏與阮氏兩個有權勢的家族。

光紹七年(1522年)，黎昭宗越加憚忌莫登庸威權日重，於是與大臣航獻、范恕等密謀，趁內亂逃離首都投靠郑绥，莫登庸則以「光紹皇上被奸人脅遷于外」為由，改立昭宗之弟黎椿即位，改元「統元」，是為黎恭皇。黎昭宗雖然成功逃出，但其號召的勤王勢力旋即被莫登庸擊敗，昭宗又淪為被郑绥挟制。統元四年(1525年)，莫登庸擊败郑绥於淸華，擒黎昭宗，次年杀之。統元六年(1527年)，莫登庸被封為安興王，加九錫，數月後便迫使黎恭皇禅位于自己，又逼恭皇母子自杀^[21]。

莫登庸篡黎後，黎氏宗室和忠於黎氏的舊勲功臣屢有起義^[22]，例如莫大正元年(1530年)，黎意起事於清華 (今越南清化省)^[23]，甚至兩度大破莫軍，軍聲大振。但黎意最終因兵勝心驕，被莫國楨突襲擒獲，而其他黎氏舊部一些留在清華繼續對抗莫朝，另一些則轉投在哀牢的安清侯阮淦。莫大正三年(1532)，阮淦扶持昭宗之子黎寧 (有争議，一說為冒充，明朝亦有質疑^[24]) 復位，改元「元和」，是為黎莊宗^[25]。自此黎氏再興，莫朝佔據著紅河三角洲，而黎氏則佔據著清華(今越南清化省) 以南，與莫南北對峙，史稱黎中興朝。

黎莊宗復位後，曾經多次派大臣北上明朝，請求明世宗出兵討伐篡位的莫登庸^[26][27]。明世宗一度打算討伐莫登庸，但最終考慮到「益兵继饷，必举天下全力」、「登庸父子悔罪革心」、「議者尚以黎氏為疑」等^[28][29]，最終轉而決定接受莫登庸的請降，但也革去王號，只冊封莫登庸為從二品的「安南都統使」，這時期黎氏政權并不得到中國的承認。

元和十三年(1545年)，阮淦意外被莫朝降將楊執一毒殺，其婿鄭檢繼承其權柄，出任太師諒國公、節制各處水歩諸營，繼續扶黎滅莫，是為鄭主之始。黎英宗正治二年(1559年)，鄭檢成功收復太原、諒山等大片領地。正治十三年(1570年)，鄭檢去世，其子鄭檜繼承其位，但不久後便被鄭松取代。鄭松在黎世宗光興十五年(1592年)成功收復東都（今河內），使黎天子得以還京，光復舊物，并取代莫朝被明朝冊封為「安南都統使」^[30]。自此中興黎朝名義上重新統一越南，而莫朝就拒守高平一隅之地。

權臣鄭松比其父鄭檢更加專權跋扈^[31]，先後廢立黎英宗、黎敬宗，并能隨意干預皇嗣繼承。在收復東都（今河內）後，鄭松便被其黨羽推舉為「平安王」，史稱「國家事權皆自裁之，財賦兵民悉歸王府」，他在世時黎世宗、黎敬宗、黎神宗俱傀儡天子，只是「端拱受朝謁而已」。這時期鄭氏儘管掌握國家實際的核心權力^[32]，但其面臨著高平莫朝和宣光裒主的威脅、廣南阮主的崛起與「畏明帝之不肯封也」，故而鄭主并未像莫登庸行篡位之事，使得當時越南的政局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，出現「黎氏為皇、鄭氏執政」的二元格局^[33]。

在這時期，黎朝皇室的手中財力僅夠日常開支，禁軍宿衛也全是鄭氏指派，黎世宗以降的全部黎朝皇帝只作為一個象徵式的虛位元首^[34]，其除了祭祀、外交、科舉、礼節性活動外并無存在感^[35]。鄭松以後的歷代鄭主逐漸完善這一種「黎皇鄭主」的格局，鄭主設座於黎朝皇帝旁邊，穿紫色龍袍，臨政視事^[36]。朝廷大事由鄭主決斷，庶務由「府僚（越南语：Phủ chúa Trịnh）」負責，府僚以「六番」虛化了朝廷的六部職能。

黎利時期，他沿習了陳朝舊制和明朝體制^[37]，朝中設左右相國、內閣密院、中書黃門和三省門下等，大力強化了中央集權^[38]。地方上，黎利把全國分為「五道」，西道轄三江、宣光、興化、嘉興等鎭;東道轄洪州、南策、安邦等衛;北道轄北江、諒江、太原等鎭;南道轄快州、莅仁、新興、建昌、天長等路;海西道轄淸化、乂安、新平、順化等衛。每道設「衛軍」、「行遣」，每衛置「總管」、「都總管」、「同總管」等職^[39]。

諒山王黎宜民時，仿傚明朝設六部、六科等，官職均從明制。黎聖宗時，又增設六寺，并改「五道」為「承宣十三道」，道的民政由「承政」管理，軍事由「都總兵」領導，刑罰由「憲察」主持，中央另設「監察御使」來督察各道事務^[40]。少數民族地區則設立「團練」、「守御」、「知州」、「大知州」等職位，由邊區酋長擔任^[41]。

黎初朝時期的官員「自一品至三品著紅衣、四五品着綠衣、餘著青衣」^[42]，俱用烏紗圓領。官服補子則是「食獸法象，公、侯、伯、駙馬竝文武正品畫一，從品畫二，風憲堂上司畫一，分司畫二，雲、河、山、水、葩木諸樣，繁殺不拘。以五彩彰施於五色絺繡金線，聽各從宜」。

中興黎朝時期，朝廷的軍政、財政、內政盡歸世襲的鄭主裁决，鄭氏的「主府」成為越南的最高權力中心，黎朝天子只是一個虛位元首，與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武人政權、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很相似。最初時，中興黎朝官制參照黎初朝，設立宰相，官職有左相、右相、平章等，後來鄭氏廢除宰相，改設“參從（越南语：Tham tụng）”、“陪從（越南语：Bồi tụng）”、“府僚官”等宰相機構以輔佐鄭主施政^[43]，又有賜給年老者「國老」的顧問職位，打造相互牵制的「群相制」。鄭主又以吏，戶，禮，兵，刑，工爲「六番」，行使和取代原來朝廷六部的核心職權^[44]。

地方上，因應當時南北對峙的長期戰爭環境，鄭氏將黎初朝地方行政區劃的「道」改為「鎮」。鎮設鎮司，改以高級武官鎮守，又設「督同」(四、五品)、督視(三、四品)、巡守等管理地方事務。各鎮又有文官負責的「承司」、「憲司」，地方俱低於武官主持的鎮司。「承司」主官是左右承政，又設参政、参议等負責民政，「憲司」則設有承宣按察使、按察付使等負責考課理訟。地方在府州縣下設有「社」的基層行政和司法機構，每社有社长、社吏、社胥等職協助地方治理和收纳租庸，由村民自己推舉，全國有八千到一萬餘个大小不等的社，大社有一、二百口人，小社只有幾十人^[45]。

明朝在王通撤軍并朝議放棄安南後^[46]，明朝和後黎朝關係仍然緊張。黎利通過頻繁朝貢和放還俘虜的明朝軍民1萬3587人，使得中越關係逐漸正常化，最終明宣宗決定放棄黎利歸還兵器和擁立陳朝後裔的要求，轉而冊封黎利為「權署安南國事」，正式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中越敵對狀態^[47]。

此後，後黎朝基本上和明朝維持了相對穩定和友善的宗藩關係^[48][49]，後黎朝前三代君王亦以「國王」自居而不稱帝國內^[50]，以免刺激明朝。直至正統元年(1436年)九月，明英宗才正式冊封黎利之子黎元龍 (對明稱為黎麟)為「安南國王」^[51]，賜以駝紐塗金銀印^[52]。這時期中越文化交流頻繁，後黎朝的使者梁如鵠從中國引進雕版刻書技術，對於越南文化出版產生重大影響^[53]。

後來在黎聖宗的治理下，當其時後黎朝「自負國富兵強，輒坐大」^[54]，積極侵略占婆和老撾，并越境廣西欽州、土司安平州等地，與明朝爭訟不已^[55]。黎聖宗本人亦在光順八年（1467年）十二月恢復「外王內帝」，制皇帝受命之寶，并對外採取「北和南征」的策略，一邊修好明朝，一邊向南擴張。其又仿傚中國朝貢制度，要求周邊小國朝貢後黎朝^[56][57][58]，讓後黎朝成為中南半島的「小天朝」^[59]。

按照中國禮法，以小事大者必須使用真名^[60]，但後黎朝沿用自李朝的做法，自黎利以降均以偽名奏報明朝，較李氏朝鮮、尚氏琉球等其他中國藩屬為異。越南史料中也往往把向明朝貢形容為「報聘」、「如明」、「交鄰」等^[61][62]，而不像李氏朝鮮採用「朝天」等宗藩意味比較強的字眼^[63]。日本學者山本達郎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禮制對「內帝外王」的越南君主而言是巨大的恥辱，因此越南以偽名朝貢的另類方式來盡可能不傷害「對等」形式^[64]。

• 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》
• 《校合本 大越史記全書》（全三冊），陳荊和編校，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員会